徐坚：迎接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新博物馆运动的脉络和走向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博物馆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博物馆群体在此次浪潮中异军突起。在博物馆数量激增，馆舍成为城市景观营造的重要组成成分，展陈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元的表象下，中国博物馆是否正在经历更具本质性价值的变革？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步伐，迎接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2017年4月27日，来自中山大学的徐坚教授，在浙大东方论坛作了题为“迎接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新博物馆运动的脉络和走向”的讲座，对中国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徐 坚
Xujian
徐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青铜时代考古学、早期文明比较研究、新博物馆学、南中国及东南亚大陆地区山地文明等。曾任美国巴德学院访问助理教授、法国高等人文研究基金会爱马仕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人、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教授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
近年主持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美国温纳—格兰人类学基金会支持的中国考古学史口述史项目，大英图书馆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支持的西南中国濒危文化研究，日本住友财团支持的鸟居龙藏研究和滨田耕作研究。代表作包括《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和《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
博物馆黄金时代的意味
第二个黄金时代来了
徐坚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学者斯蒂芬·康恩（Steven Conn）提出西方世界博物馆的两个黄金说：1876-1926年为第一个黄金时代，1990年后为第二个黄金时代。两个黄金时代都以大型博物馆建筑的兴建，及对城市天际线的修改为表象，但是运作实质和精神内核却大不相同。
第一个黄金时代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869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1872年），波士顿美术馆（1876年），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1899年）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1906年）的先后建立为标志性事件。徐坚教授认为，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国家主义（Nationalism）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和风行相匹配，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时代精神。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博物馆以艺术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主要类型，分别对应了作为国家主义的内部面向的爱国主义和作为国家主义的外部面向的殖民主义。
第二个黄金时代由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落成（1997年）拉开序幕。面对着具有惊人尺度的物质性特征，重返社会生活舞台中心的博物馆，我们不禁反思，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实质是什么？是博物馆既往辉煌的复兴，还是革命？博物馆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又如何与时代脉搏相契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徐坚教授介绍了博物馆史观上的“一二三”问题。
徐坚教授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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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即将博物馆看成一以贯之的单向度存在的单线式发展观。这个观念将博物馆的历史看成是馆藏和馆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有所增删的线性发展过程。这样看来，第二个黄金时代不过是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并不具备特别的新意。甚至，博物馆的起源可以无限延伸到历史深处，近代博物馆的诞生也不具有划时代价值。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完全割裂了博物馆和作为情境的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的纽带，既不能正确理解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无法领会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现的真正动因。
康恩提出的与时代命脉相契合的两个黄金时代之说就是徐坚教授所指之“二”，即分别适应不同时代精神的博物馆。那么，两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变化是什么，时代精神有何不同？徐坚教授谈到了福柯的“三种知识结构”及这个理论的博物馆学版本，胡珀—格林希尔的“三种博物馆”。福柯提出了“文艺复兴式”、“经典式”和“现代式”三种知识结构，映射到博物馆学中，得到三种不同追求的博物馆：文艺复兴式博物馆关注物和收藏，经典式博物馆以百科全书式知识为主要追求对象，而现代式博物馆则注重表达和阐释。
博物馆史上的“三”完善和丰富了对“二”的理解，如果说，公共性是博物馆的根本性机制的话，则文艺复兴式博物馆应该对应“前博物馆时代”和“前博物馆范式”，而经典式博物馆的胜利宣告了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博物馆成为公共知识的殿堂。以此类推，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与现代式博物馆相对应，也就是说，第二个黄金时代意味着博物馆转型，从客观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向阐释和表达转型。
徐坚教授提出，要理解第二个黄金时代，就不能不考虑两个黄金时代之间的马鞍形线中，博物馆发生了什么？20世纪60-70年代，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面临困境：博物馆丧失观众，变得门可罗雀，观众去哪里了，为什么他们对博物馆不再感兴趣？事实上，观众对于博物馆呈现的貌似客观的知识表达了强烈不满，直接指出知识的阶级性，将博物馆称为“少数人散步的空间”。大部分观众无法在博物馆中找到自我。那么，博物馆如何赢回观众？如果前一个黄金时代的博物馆以作为智识生产机构自命的话，那么走出60-70年代低潮的博物馆该如何自我定位？
徐坚教授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建立博物馆的现代式范式，这正是7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运动的目标所在，也是第二个黄金时代的真正精神内核。1971年，卡梅伦（Duncan Cameron）质问，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这一质问吹响了新博物馆运动的号角。第二个黄金时代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简单回归，而是博物馆的根本转型，即从自上而下、教谕式的单向度博物馆转型到注重表达和阐释的多元多向度博物馆。
将走向何方？
中国新博物馆运动
与博物馆馆舍建筑呈现出的蓬勃之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的新博物馆运动呈现出迷茫和彷徨的走势，因此，徐坚教授提出新博物馆运动的三个走向，即被误表，有待梳理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已经起步，有待深化的社区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和兼顾新旧博物馆；将整体性改变博物馆生态的开放博物馆（open museum）。
生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新博物馆运动的标志，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围绕着生态博物馆存在着众多误读，影响了对新博物馆运动的整体评估。
01
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历史
生态博物馆是作为对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会议及人类环境宣言的回应出现的，1985年，生态博物馆概念由学者引入中国，1997年，贵州六枝梭嘎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生态博物馆，标志着官方认定的生态博物馆的起步，随着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扩散，全国多地都已出现生态博物馆，现今在建和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已达到80余家。总结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二十年实践，徐坚教授认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迅速、分布均衡，建设方式和类型多元，甚至出现了建设模式上的代际理论。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5年，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适时进行了理论和方法总结，提出了极具真知灼见的《六枝原则》，确认了村民是文化拥有者，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文化保护优先，长远规划优先，在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等原则。
梭嘎生态博物馆
02
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困惑
但是，当前的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困惑，这些困惑或许揭示出对生态博物馆理解的差歧。很多观察和研究都提到生态博物馆如何解决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徐坚教授认为，这个问题恰好揭示出目前生态博物馆立意之误，因为生态博物馆本就不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手段，如果将生态博物馆当成可供交换经济利益的资源的话，那么出发点就错了。这种误表的生态博物馆因此会表现出众多共同特征，集中体现为山清水秀、体现民族风情的边缘族群，或者历史久远的过去时态。显然，生态博物馆呈现的怀旧感和异域感都不属于生态博物馆的文化所有者自身，而是属于居于工业文明中心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博物馆成为被俯视的消费对象，原本被期待带来经济发展的外来商业利益战胜了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必然导致生态博物馆走向没落。
03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正确理念
生态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认为的山清水秀、未被“污染”的工业时代边缘社会或者前工业时代社会，那么什么是生态？
生态博物馆
徐坚教授认为，我们有必要回顾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者的定义。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ere）指出，生态博物馆是由所在地人民和公共权力机构共同设想，共同创造，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雨果·戴瓦兰（Huges de Varine）则将生态博物馆定义为通过科学、教育和文化手段来管理、研究和利用整个社区的机构。由此可见，我们目前对生态博物馆的预想都不是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条件，生态博物馆也并不是服务于经济发展，或者“被消费”的。徐坚教授认为生态博物馆真正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人文生态是生态博物馆的最根本的基础。人地和谐的优秀自然生态可能催生生态博物馆，但不是必要条件。从这种维度看，生态博物馆的关键标准在于运作原则，而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
诚如徐坚教授在贵博讲坛第二期里所谈
“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职业博物馆人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在地居民表达意见，构建文化记忆。将遗产赋权于在地居民，使其能够建立“文化记忆”。这样看来，生态博物馆要解决博物馆的业务核心是博物馆为谁服务以及博物馆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把生态博物馆放到博物馆发展史的整体性情境之中，就可以发现，正本清源的生态博物馆定义强调的对文化所有者的表达、阐释和利用的权力的认可和尊重正是新博物馆运动的诉求。应该说，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运动在席卷社会上上下下的生态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刺激下的一种特殊回应。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生态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沿着自身轨迹发展的新博物馆运动会贡献什么样的博物馆类型？我们不妨再回到里维埃和戴瓦兰的经典定义：非常清晰，就是强调“所在地”和“社区”的社区博物馆！
所以，真正的生态博物馆就是社区博物馆。
01
早期社区博物馆
社区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不是新博物馆运动时代才出现的新名词。早在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晚期，社区博物馆就以邻里博物馆、露天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文化公园等形式出现，区别于经典式博物馆。但是，早期的社区博物馆是以地理区位为判断标准的博物馆类型，体现出有意识的室内与室外、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区别。
02
社区博物馆提升和成熟
社区博物馆的提升和成熟则发生在新博物馆运动出现之后。事实上，如果我们重新检视新博物馆运动早期代表人物的论述，就会发现，“社区意识”和“社区认知”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词汇。这个时期的社区博物馆的发展又分成两个阶段。首先，社区博物馆实现了判断标准上从地理区位到文化所有人的转变。这与社区考古学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1966年开始的奥泽特项目既是社区考古学出现的标志，也代表了社区博物馆的提升。在华盛顿州马卡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渔村奥泽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800年的大量有机物遗存，但是在土著社区的强烈要求下，职业学者将考古发现与本地文化认同的建构结合起来。对于社区博物馆而言，这是转向以文化所有人为核心的契机。
作为社区博物馆的社区既可以是乡村社区，也可以是城市社区，既可以是永久社区，也可以是流动的社区，既可以是真实的社区，也可以是想像的社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凡是有共同身份建构需求的人群，都可能培育出社区博物馆。纽约下东城果园街97号的移民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区的农民工博物馆都是此类社区博物馆的典范。
广州东濠涌博物馆
03
社区博物馆发展问题
徐坚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新博物馆运动情境下，社区博物馆的转型尚未完成，应该进一步从以文化所有人为标准提升到以表达和阐释主体为标准。在很多社区博物馆中，文化所有人仍然是博物馆的客体，而不是主体；职业学者充当了为文化所有人代言的角色。
新博物馆运动强调赋权机制，即认可作为文化所有人的在地居民拥有建构自身记忆的权力，并且将阐释和表达的权力归还给他们。在缺乏文化所有人的表达时，社区博物馆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地融入到社区之中，看起来仍然像是嵌入体。
徐坚教授以广州东濠涌博物馆为例，展示以表彰污水治理工程成就的行业性博物馆如何逐步转变成为社区博物馆。只有在地居民在博物馆中发现自身的历史，并且在博物馆中拥有阐释权力，他们才会踏足博物馆，博物馆也就不再是社区中的一块“飞地”。
徐坚教授提出，虽然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如果将新博物馆运动的意义局限在新增社区博物馆上，则可能低估了新博物馆运动的价值。新博物馆运动倡导的赋权机制不应该仅限于社区博物馆，传统博物馆不可能在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独善其身。
01
开放博物馆理念的提出
有人提出新博物馆运动分成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生态博物馆的出现等可见的扩展为特征，而第二次浪潮则以博物馆馆藏和展陈的整体性变化为特征。徐坚教授认可新博物馆运动的丰富性，但是不认为可以如此区分为两次浪潮，也不认为新博物馆类型和博物馆的整体性变革有先后顺序，两股潮流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强调新博物馆运动不仅会创造新的博物馆类型，也会对现有博物馆进行整体性改造，徐坚教授提出了“开放博物馆”（open museum）的概念。
02
博物馆如何实现“开放”
除开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中表现出来的开放原则，现有博物馆如何实现“开放”？”开放“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实施的公立博物馆免费制度是不是开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开放？
徐坚教授认可免费制度就是迈向“开放博物馆”的一步，但是还有更多的开放举措和策略可以尝试。他分别从馆藏和馆舍两个方面提出层进式“开放“步骤。在馆藏方面，徐坚教授援引了丹娜·奈泽尔（Dana Neitzel）的“可视、可进入、可利用”三部曲。
第一步中“开放”是可视，观众可以透过玻璃墙看到整体馆藏和博物馆内部工作场景
在第二步中，观众不仅可视，还能进一步打破隔离，进入到博物馆内部，如巴黎布朗利埠人类学博物馆就尝试实现展厅库房化，赋予了观众以行动上的开放。
到第三步，博物馆馆藏可以尝试将分类、排列、展陈和阐释的主权还给观众，实现对观众的智力意义上的开放
可视、可进入、可利用”的三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空间的设计和利用上。
因此，徐坚教授倡导的开放博物馆从现实的、物质性的门禁开始，从接触权开始，逐步上升到抽象的、精神性的智力边界，以利用权和阐释权画上完美句号。这种整体性的“开放”精神，既体现在全新的博物馆类型上，也表现在已有的博物馆类型中，就是新博物馆运动的精髓。
结 语
End
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为在场师生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正如严建强教授所说，这次的讲座从哲学的层面来讨论博物馆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对于新知识的建构、新博物馆学的发展意义非凡。
作者：王心怡&蒋凡
编辑：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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